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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焦虑：谁在“被中产”？理想与现实的开云官方距离

电视剧《小别离》虽已落幕，但它所聚焦的开云官方品牌教育、房产与阶层流动等议题，却仍在无数人心中激起涟漪，剧中三个家庭的抉择与困境，恰如其分地折射出当下城市中产阶层最为敏感的利益关切与深层次的身份焦虑，他们既是社会稳定的基石,也是时代浪潮中最易感疲惫的群体。

李舒的理想生活与现实困境

住在东三环与东四环之间的小区，开着Mini Cooper穿梭于CBD，周末与闺蜜在国贸或新光天地共享下午茶，每年至少一次境外旅行……32岁的李舒，是北京一家生活类媒体的部门负责人，她精致的生活状态，似乎正是“中产生活”的完美注脚，她甚至将英国作家吐槽中产生活的畅销书《Hello，中产》作为睡前读物，书中那些关于生活方式与品牌的描绘,令她心向往之。

李舒坦言自己并非真正的中产，房子是父母出资购置的，车子是贷款买的，而维持眼下这种生活水准的日常开支，几乎耗尽了她每月的全部收入，换言之，她没有任何积蓄，她的男友在公关公司工作，收入相仿，但家境普通，每当谈及婚嫁生子，两人便陷入沉默。“成家后，我就不能做‘月光族’了。”李舒说，“要为子女教育、家人保障做长期规划，生活质量肯定会降下来。”

不知从何时起，“中产”成了流行词汇，相关报道层出不穷：一会儿是“中国有中产阶层吗”，一会儿是“我们都被中产了”，2015年，瑞士信贷银行发布《全球财富报告》称，中国中产阶层人数已达1.开云集团旗下品牌09亿，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二富裕国家，这一报告也引发广泛质疑，有舆论指出，仅比较绝对数值无意义——1.09亿人仅占中国总人口的8%，而9200万则超美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更重要的是，一个人的中产身份，需综合收入、消费、职业、教育、价值观等多维度来判定,单纯的经济对比并不全面。

“中产”概念：边界模糊的舶来品

“中产”是舶来概念，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在《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中，曾描绘了一幅以政府、大企业白领为主的中产画像，但随着时代变迁，中产的定义不断演变,其边界始终模糊。

这个概念常与“中等收入群体”“中间阶层”混用，划分标准几经更迭，始终未有定论，瑞信报告所采用的界定方式——以美国5万至50万美元财富为标准，再按购买力平价折算——将中国中产的财富范围划定在17.5万至175万元人民币，月收入需达4.5万元，年收入在50万以上，并需拥有房产、汽车与社会地位，这一标准显然偏高，与中国官方口径相差甚远，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2005年的研究曾将中等收入家庭年收入界定为6万至50万元，并在当时推算占总人口5%的城市中等收入群体，将在2020年增至45%。

这两个口径都未能完全获得公众认同，许多人认为，中产收入应大致等于地区人均收入的均值或稍高，以“两大一小”的三口之家为例，年收入6万元，意味着夫妻二人月收入各2500元，在一二线城市中，这只能算中低收入水平，温饱尚可，却难以支撑起追求舒适与品味的中产生活方式，而月入4.5万元，在当下已属高收入群体,而非社会中间层。

即便在美国、日本等被视为中产社会的国家，界定中产也并非易事，尤其是收入与消费标准，不同研究者给出的口径宽窄不一，但关键区别在于，在这些国家，中产概念已深入民心，社会对其形成了较固定的整体认知——“稳定”“体面”“受过良好教育”“注重生活质量”，而《福布斯》杂志也曾勾勒过一个中产阶层标准：城市居住、25至45岁、大学学位、专业人士或企业家,年收入1万至6万美元。

由于社会对中产的认知与接受程度相对较低，其标准更为多元而模糊，学者们倾向于从收入、职业、身份认同、教育、声望、消费等综合维度来框定，但争议依旧，除了瑞信与统计局的研究,市面上还流传着各种不同数据与结论。

中产阶层“准入”变难：下一代能否接棒？

1985年出生的王争，大学毕业后考上公务员，如今在某市级政府部门工作，他常自嘲，说自己的人生轨迹与网络所传“80后是最悲剧的一代”高度吻合，虽是独生子女，但赶上生育高峰，从小为考上重点中学，课余时间全被奥数、作文、英语辅导班填满，好不容易考上重点大学，又赶上高校扩招，职高同学也一样能上大学,就业时又回到同一起跑线。

“没赶上‘70后’们毕业包分配的年代，”王争说，“只能奔波于招聘会，工作高不成低不就。”听父母劝去考公务员，本以为端上了铁饭碗，却发现机关福利严重缩水，福利分房早已取消，终身聘用制也改成了合同制，连养老金也要并轨，最令他无力的，是无论怎么攒钱,都跟不上房价的上涨速度。

他清晰记得上大学时，学校附近一个知名楼盘开盘价是每平6000元，那时他认为“天价”，但只要父母帮付首付，自己月入5000元以上，省吃俭用也能供得起，可等他毕业那年，房价已翻倍，如今直逼3万/平。“最小一居室也要250万，别说父母已退休无力支付首付，就算买得起，近万元的月供也不是我能承受的。”

王争的无奈颇具代表性，几十年来，中国高速发展，社会结构剧变，平均主义被打破，收入与职业分层明显，底层民众为跻身中产，往往要寄望于教育、户口、房子、婚姻甚至移民，人生仿佛一场“通关游戏”，重点学校、名牌大学、城市户口、知名企业、中高层职位、房产证……都是必须迈过的关卡，哪怕是某一项失误,都可能导致前功尽弃。

房子并非中产阶层唯一的困扰，近年来，多项调查显示，医疗、养老和子女教育是中产群体最关注的三大民生问题，也是其生活压力的主要来源，益普索2014年发布的《中国中产人群生活质量研究》报告显示，超四成受访者认为家庭生活成本压力大，最主要的支出依次为子女教育、住房和医疗保健，62%的受访者对城市教育资源与质量不满，58%对就医状况不满，53%对未来养老感到担忧。

部分中产的焦虑：人前风光，人后心慌

有人削尖脑袋难入中产之门,也有人身处其中而烦恼不断。

不管以何种标准衡量，时会理都算得上成功中产：大学毕业后闯荡北京，八年后升任一家知名财经媒体图片总监，固定薪酬兼职商业拍摄，月收入可达5万至10万元，他拥有东四环附近百余平米的住宅，开着宝马，妻子贤惠,儿女双全。

“如果让8年前的我看现在的我，一定会觉得自己是完美的人生赢家。”可再过一个月，他就要30岁了，“我每天都生活在金钱、职场和家庭的压力中，特别焦虑心慌。”他随手拿起一块精致的甜点放进嘴里，却尝不出滋味，他坦言自己更多时候只是人前风光,背后的辛酸无人能知。

他习惯性地盘算起账目：因前期积蓄不足，他的一辆车两套房均系贷款购买，北京房产贷款190万，月供1万，分30年还清；沈阳房产贷款40万，月供3500元，分20年；宝马车贷19万，月供5000元，3年还清，为了拓展业务，2015年初他租下一处写字楼物业，投入20多万改造成摄影棚，购置了全套最新器材，棚租月7500元，助理月薪6000元，也就是说，哪怕什么都不做,每月也有3万多的固定开销。

女儿私立幼儿园的学费每年10万元，儿子未来也计划入园，这意味三年间，两个孩子的学费还需另外准备60万元，他不敢休息，不敢生病，“只要一停下来，所有的一切都会消失。”

有一天，朋友问他有什么爱好，他愣住了。“我突然发现自己已经沦为一部赚钱机器，对生活失去兴趣，只好回答，我的爱好是赚钱。”他非常羡慕朋友圈里那些晒云朵、花朵、夕阳的朋友。“连看电影都走神的我，已经很久没有抬头看天，低头闻一朵花了。”

时会理说，如果有一天赚够钱实现财务自由，他只想好好休息一个月，什么都不想干，只是躺着发呆、晒太阳，但至于赚多少钱才算“够”，他没仔细想过，这种心态在中高收入人群中并不少见，益普索报告亦显示，中国内地中产人群的整体幸福感得分仅为6.78分（满分10分）,明显与收入水平不相匹配。

社会结构之变：“土”字型社会的中产困境

时会理们的焦虑，同样被社会学家关注，因为这关乎中产阶层的发展,也关乎如何更准确地定义中产。

一直以来，中产都被视为社会的“稳定器”，一个中产占多数的“橄榄型社会”，被认为是最稳定的结构，中产们的身份焦虑却潜藏着社会结构变迁的隐忧，他们宁愿在麦当劳门口排队一小时买汉堡，也不愿卷入纷争；他们被商家青睐，有消费激情；他们工作兢兢业业、不指望暴富,却始终患得患失。

尽管难以定义，但中产的标志仍十分明显，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朱迪认为，“追求个人快乐和舒适的倾向在中产阶级的日常消费、品位和物质欲望中非常明显。”信用卡的普及曾被认为是中产崛起的标志，私家车的数量也被视为衡量标准之一——“每辆私家车的背后都站着一个中产阶级。”除了房子、汽车、金融产品等大额消费品外，购物中心数量、健身房上座率、苹果产品、进口红酒、有机食品的销售量等,也越发成为关注重点。

但即便收入与消费成为主要判断依据，在许多社会学家看来，这仍与真正的中产定义相去甚远，有专家指出，中产不应只是一个经济名词，更是一个社会名词，判断中产需要受教育程度、职业、精神追求和价值观等多重软指标。

中国社会学家也开始制定更全面的界定标准，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李春玲教授主张，应从职业、收入、消费和自我认定四个方面界定中产，而清华大学李强教授根据2000年第五次和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对比得出，中国已由倒“丁”字型社会逐步向“土”字型社会转变，底层群体出现明显的向上流动趋势，但中产阶层在全社会中的比例仍然较小，如何扩大并稳定中产阶层,将是未来长期面临的重大考验。

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曾这样描述社会的中间群体：“他们既不像穷人那样希图他人的财物，他们的资产也不像富人多得足以引起穷人的觊觎，他们既不对别人抱有阴谋，也不会自相残害，他们过着无所忧惧的平安生活。”

或许，关于中产，我们永远给不出一个各方认同的标准答案，但至少，让社会的大多数人过上“无所忧惧”的生活,应当是我们共同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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